特码仙论坛技术新趋势的底盘:解谜全球最悠久开源软件企业

发布日期:2021-06-11 00:20   来源:未知   阅读:

  如今,很难想象能够离开手机和互联网而生存,相比于人类离不开互联网,正如人类离不开米饭,开源技术之于人类的作用,更像是感知不到却无处不在的空气。举个例子,你常用的Android手机,其系统是以Linux为基础开发的;为你提供日常搜索、网购、网上聊天的企业们通过Linux提供互联网服务;世上绝大多数高性能计算机采用Linux系统;企业的数据中心、混合云、私有云等IT基础设施都采用开源技术支撑。

  在人工智能、云计算、5G接踵而来的今天,开源的角色变得越发不可替代。科技巨头们近年来的布局,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去年6月份微软对开源代码托管平台GitHub的收购,以及去年10月,蓝巨人IBM宣布以340亿美元对开源解决方案提供商红帽的收购。

  这一趋势同样席卷至欧洲,SUSE,这家创办于1992年,全球最悠久的企业级开源Linux操作系统供应商最近一次进入新闻视野是其于当地时间3月15日宣布,SUSE成为一家独立的开源软件公司。独立后的SUSE扩充了领导班子,设立了新的领导职务,Enrica Angelone被任命为首席财务官,Sander Huyts出任首席运营官,SUSE原任技术官Thomas Di Giacomo现在担任工程、产品 和创新总裁。三位均直接向CEO Nils Brauckmann汇报。

  宣布独立后的第13天,SUSE公司副总裁,亚太区及日本总经理江永清在SUSE位于环球金融中心14 层北京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是这家公司第一次接受中国财经媒体的独家专访。从办公楼的窗户眺望,世界经济发展焦点北京商务中心区的繁华尽收眼底,改革开放40年来,这里见证了不同时期外企在中国的故事。

  与一些宽阔恢弘的办公室不同,江永清的办公室并不大,放了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小圆桌,就几乎没有位置了,旁边是一张印着绿色蜥蜴标志的SUSE公司介绍易拉宝,墙上的白板上,用蓝色油性笔画了昨天中国区销售总监和他讨论的技术问题。除了书柜上几张家人的照片,办公室里并没有太多显示个人爱好的东西。“我base在全球各地的飞机场。”江永清说。过去的一年里,他有200多天都在出差。

  在美国硅谷专注软件开发十多年的江永清保有技术人员的说话风格,他不擅长戏剧化的表达,只是在说到技术时,才算是进入了他谈话的舒适区,他能够用类似“星巴克的APP”或“到商店买东西”这样贴近生活的例子解释外行所不懂的技术问题。

  这家工程师文化极其浓郁的德企,具有德国人的严谨如果客户要求功能修改,他们不会轻易妥协,在修改之后,他们一定会去上游的开源社区里,与这个技术的功能进行协同,把更新的东西归还到开源的上游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修改功能以后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也具备了工程师的低调他们不擅长宣传推销自己的产品,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不过,江永清也表示,独立后的SUSE在宣传上将会更开放些;同时,也有欧洲文化中的民主和善于倾听,尊重全球各地的文化在会议上他们能够畅所欲言,一个有趣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操作系统的前一个版本是版本12,现在是版本15,之所以没有14是因为, 考虑到在中国文化中,4是一个不好的数字,“他们听了以后线了”。

  SUSE的员工也是分散在全球各地,比如SUSE从事软件renewal的团队,团队的领导是一个生活在爱尔兰的欧洲人,他每天早上会让员工们到Skype上打一声招呼。 “这是我最热爱的公司。”在SUSE呆了7年的江永清说。

  这是这家开源软件公司的口号,意思是说SUSE可以随机应变,为客户和SUSE的员工带来成功。SUSE已经将工作弹性嵌入其企业文化中,并鼓励员工有强大的适应能力。这样的文化不仅能够用来解释SUSE多次易主仍能保持自身重要性与增长,解释其弹性自由的工作方式,还能用来解释其具有包容性的经营策略。

  SUSE的吉祥物是一只绿色的变色龙,一来暗示这样一种适时而变的文化,二来符合欧洲公司里来倡导的绿色环保理念。如今,这只绿色蜥蜴,已成为开源界的专属宠物。

  很少有公司像SUSE一样经常被转手,但不可否认,其仍是母公司业务的重要参与者,并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业务的独立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其适应力强的体现。“SUSE本身的发展方向并没有因为母公司的频繁变化而带来很多的不同,但是作为母公司的一部分,SUSE必须要考虑如何与其他部门进行业务上的协同。”江永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1世纪初,是一个科技行业进行疯狂整合的时代。2003年,成立于1979年的老牌网络操作系统公司Novell以2.1亿美元的现金买下了SUSE,SUSE Linux是Novell公司一项最突出的产品。7年后,Novell将自己以2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Attachmate Group,一家华盛顿最大的私募软件公司。这次收购后,SUSE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2014年,Attachmate与英国Micro Focus合并,在Micro Focus的领导下,SUSE保留了整个领导团队,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

  SUSE的适应性和开放性也体现在其采用的技术策略上,这样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使得其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商业社会。

  与其它开源厂商相比,SUSE的产品可以支持来自不同厂商的应用。一些厂商尽管使用开源技术,但还是可以用闭源的思路,好比你进了我开的店之后,买的全都是我家的东西,不能买别的商家的货品。SUSE的做法是能够支持不同厂商的应用。这样的做法,能够保证客户的最大化,一个月以前,江永清去见了杭州的合作伙伴,这是一家从开源起步做容器的公司,与SUSE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他们在不久前找到SUSE,因为他们给一些大型企业做系统交付时,发现这两家企业上线之后系统垮掉了,究其原因,是底层操作系统不稳定,用的是从开源社区中拿过来的东西,稳定性出现问题,但他们又没有精力自己去开发,希望SUSE帮忙他们做底层的系统,不过要求是上层需要用企业自己的,这样的合作,在其它开源厂商中难以实现,但SUSE很快就与这家企业达成了合作。

  回顾这家企业的历史,基本处于与开源技术共同成长的路径,27年历史的SUSE,就像江永清所说,几乎都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做对的事,初创期,其成为第一个进入IBM大型机的Linux系统,在开源技术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的今天,SUSE的关注重点放在容器、OpenStack和多云技术上,也在高性能计算上进行布局。

  来到中国8年,这里已经成为了SUSE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SUSE的北京工程师团队,是SUSE全球第三大团队,最大在德国,其次在布拉格,SUSE的CEO、CTO等高层都多次来到中国,CEO更是到了北京至少5次。据2018年 IDC 的统计,SUSE Linux 已经连续7年成为中国市场上应用最广泛、速度最快的Linux操作系统,其业绩也实现了连续8年增长。如今的中国,拥抱开放创新的红利,许多企业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江永清说,“中国很多大型的应用,由量变而引起的质变,很多产品,到中国就碰到它的极限了。”也给SUSE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企业对公有云、私有云等方面的投入,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都预示着这个市场将会变得更加重要以及其在亚太国家中的特殊地位。

  经济观察报:SUSE的员工在办公场所上很灵活,员工分散在全球各地,这对于管理上会造成一些挑战吗?

  江永清:有一定的挑战,所以选人很重要。SUSE要找的就是有很强使命感的人,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再例如,如果我做销售,我在每个地区招的人才,需要他能够在他所在的地区人脉资源、社会资本比我更广,关于这个地区的认知比我多,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去看着他。

  江永清:德国人比较严谨,如果客户要求功能修改,他们不会轻易妥协,在修改之后,他们一定会去上游的开源社区里,与这个技术的功能进行协同,把更新的东西归还到开源的上游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修改功能以后会产生什么副作用。欧洲文化的影响也更多,更加含蓄,文化多样性强。我们的CEO是德国人,主管所有产品线的是法国人,主管战略的是美国人,文化上更加多元。

  风格上更加含蓄,不会情绪化。当我们的销售工作做得好的时候,我的欧洲领导会说“谢谢你”,在出现挑战的时候,也会冷静下来思考,分析问题。在宣传上更加严谨,SUSE的工程师文化很深,在产品上很少做宣传。不过,SUSE独立之后,我们在宣传上也会更加开放一些。

  开源公司是以社区为单位的,因此相较于以前的公司,SUSE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平等,相互之间更加友善。可能SUSE是我工作30几年来,最开心的地方,没有之一。当然工作上都有挑战。相对来说,有人的地方都有politics,这不可避免,我觉得SUSE的politics已经被最小化了,大家都很透明。我们到欧洲去开会,大家畅所欲言,能够把你的想法,放到明面上来进行种种角度的讨论,达成一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江永清:建立团队,建立生态环境,保持一个持续的、良好的服务团队,而且把这个团队不断的扩张。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团队。整个亚太区,文化语言都不一样,尽管公司的策略是全球一致的,但是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些差异的。在这个落地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找到最好的角度来适合于这个地区的文化。

  其次,建立生态环境。一家公司,再多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办法很有效地把一个地方全部覆盖掉,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当中跟合作伙伴相互之间的产生一种尊敬,信任和依赖,找到共鸣,这个又是因文化会有很多的不一样。

  另外,对于我们的服务方,怎么样给他一个承诺并能够保持这个承诺,怎么样能够快速解决问题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被服务方不是一般消费者,是很多运营关键系统的企业,大小厂家都有,大多数企业愿意付这个订阅费的,他们的系统都是不能出问题的,需要寻求我们服务的都是有非常迫切的要求,出问题的时候要能解决,所以对服务非常重视,这个工作是永远会做下去的,因为你的生意一直在变化。

  江永清:我到SUSE快7年了,之前SUSE属于Novell,这在美国曾经是一家很红火的公司,也是做基础软件的,Novell把SUSE买下来之后,SUSE变成了美国公司的一部分,后来,Novell在我来之前大概一年左右被一家私募软件公司Attachmate Group买下,后者又在三四年前被Micro Focus买下,中间还是发生一些变化。好的方面是,一路走来,SUSE越来越强,这个状态在我们成为一个独立公司之后还会一直往上走。

  江永清:EQT是在去年7月份提出并购的意向,到了2019年3月15日这个交易最终完成。因为双方公司的管理层达成协议之后,还需要投资方来批准,美国的监管机构和欧洲的监管机构都需要批准这项工作,这花了很长时间。批准了之后,SUSE就从原来的Micro Focus母公司底下剥离出来,这不单是一个资产的剥离,有好几十个应用软件程序要剥离出来,所以这个过程走了9个月的时间,几百个人参与在里面。

  一些职能部门,例如财务、人事,每天都要跟各方对接,不仅是财务上的独立,运营上也要独立出来,所以2月1日我们开始做了一个软剥离,3月15日正式独立。

  从组织架构来说,前面两波都是被一个公司兼并过去的,当中的人事会有一些变动。例如在AttachmateGroup兼并Novell的时候,成立了四个BU(Business Unit),我负责兼管这四个BU在大中华区的所有产品。后来AttachmateGroup被Micro Focus兼并之后,Micro Focus就变成两大部门,一个是SUSE,还有一个是余下的Micro Focus部门,在这个兼并的过程中,我负责整个亚太地区。这次被EQT收购之后,组织架构没有发生变化,唯一的变化是核心团队增强了。例如在最顶层,聘用了意大利的女士做SUSE的CFO,她在英国。我们之前的一位同事被提拔上去做了COO,之前做CTO的同事,现在负责所有的产品。我们还请了一名律师。在管理人员上的变化就是,团队在扩充。

  此外,整个公司的人员架构也会扩充,在被并购的这九个月当中,我们的人员就扩充了上百个人,还有大概五六十个人是从原来的母公司过来的。

  经济观察报:您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美国,90年代中期之后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IT建设刚刚开始,相当于,您见证了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再到现在崛起的时期,从您的视角看来当时的中国和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江永清:中国的学习和适应的频率非常快,在我出国之前,我毕业后留在上海交大,做软件开发,也就是80年代初,当时,外国人会带进来很多的机器,我们就和外国人做交易,我们帮他们做很多工作,他们把机器留下来,作为“补偿协议”,纳入劳务费的一部分。当时,机器带进来还要经过很多有关部门的审批。

  80年代中期,这种审批已经没有了,但那个时候中国做了很多项目,在世界银行做了很多贷款,我第一次看到买机器不是一台两台的买,而是几百台、几千台买,这时候,搭建了国内最早的信息产业平台。

  90年代中期我回国,看到很多大型项目开始,最早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是做移动的计费系统,现在都不能想象,计费系统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

  到了2000年,互联网时代来临,2009年电子商户开始起步再到完全普及。企业现在进入数字化转型时代,从原来的传统方法到都是用数字设备的方法来进行工作,这个变化引起了一连串企业的投入或者说是他整个运营的模式,整个投资的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我就见证了这一路上所有的变化。

  中国刚刚开始创建信息系统的时候,中国什么事情都数量很大,比如银行里面帐户有大量用户,移动有大量用户。在西方做的系统没有想到数量是这么大,所以后来就有变化,这是做后台的变化。

  数字化转型以后,你都是用手机来进行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这个时候用户体验的变化,倒过来推动了一些企业应用的变化。你download一个App,有手册吗?没有,这个App不好用,你下一个动作是把它删掉,再到App shop里面去找一个。这就导致从原来厂商驱动消费者应该怎么做,到现在消费者驱动厂商应该怎么来开发应用,原来的一些很神圣的、神秘的、封闭起来的那些大公司里面的软件,一定要被大家喜欢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江永清:我觉得印度的数字化转型是走的蛮快的。印度有电话的时候,很多人是先有手机,没有固定电话。印度的基础设置不是太好,要布那么多电话线不容易,所以手机是先有了。中国是倒过来。日本有非常成熟的东西,方便程度也会很快,但是日本就会比较严谨,比较保守,所以我觉得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的更加快。

  “互联网+”的东西,中国走在全球面前。我在美国什么东西都要开车去, Amazon订一个东西,它最快也要隔天能送到。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很接地气,贴近客户需求,我觉得这是特色的地方。

  江永清:很多信息主管人会考虑几个问题,将来的生产系统什么东西是应该放到公有云,什么东西放到私有云,所以云计算很重要。还有,因为大的客户有自己企业内部的研发团队,会考虑到一些所谓容器化的东西,因为容器化使得你很快的,相搭乐高那样可以把它搭建出来,可以进行组合。他们大多都会想到开源方向,不单单是软件开源,在将来总体上的投资,也会考虑从开源的地方来进行商业上的合作。

  江永清:从根本上来讲,SUSE的优良产品品质和出色的服务,使得我们的客户,在转型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后盾。

  另一方面,整个信息链上是两大方面,一是后台的信息,现在后台的很多信息,从数据中心里面搬到了云里面,这是后台的。还有前端,你要很快的做出来需要在App上的东西,以前是要到Laptop或者到公司里面上班,你才接触到这个屏幕,登录以后做你的工作,现在不一样,这属于是应用交付,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的产品除了底层的操作系统即软件定义基础架构以外,上面还有一些应用交付,不断的迭代开发环境。

  江永清:我觉得开源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开源的项目现在可能都能以百万来计算了,但是开源公司要成功不是那么容易,商业模式成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要积累客户对你的互信,还有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有商业成熟的模式,这几个问题要能够有所突破,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SUSE跟很多友商不一样的就是经营理念,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开源公司。可以用开源的技术,还是可以用闭源的思路,全部锁在自己家里。好比你进了我们的店,全买我们家的东西,你买别人家的东西,但我不支持你。很多软件方面的厂商都希望是这样,这是利益最大化。但SUSE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客户是不公平的,SUSE能够支持其他厂商的技术。。

  我以前工作过的,专门做存储很著名的公司,它们的软件放在专用的硬件设备上面,一个是可以最好的调优,最可靠,同时也能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软件定义则是,可以把这个软件抽出来,把它变成一个放在所有商业化的服务器上都能运作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在软件定义的过程中,开源就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所有这些软件如果在社区里面都能拿到,在这个开源环境下作出的东西就是标准化的,下面的硬件盒子也是标准化的,客户就可以搭建出来一个最灵活的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把成本大大压低,可置换性很多,最终用户也会有更多的自主权。

  经济观察报: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兴起的时代,SUSE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江永清:要有很深的洞察力和很强的适应力,才能永远走在变化的领先地位。公司会在在混合云、多云这些方面会加大投入,因为现在所有的企业都会想到,会把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的系统放到一个公有云,或者自己组建的私有云,或者是自己组建的混合云上,这个变化我觉得会愈演愈烈。

  还有这些交付的敏捷性,要把一个东西做出来,而且要不断的迭代,就好像现在你的手机上,你好多Apps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灯闪一下,新的版本又下来,它一直在迭代当中,我相信我们公司的最高层领导能够洞察这些变化,去快速地适应,并且走在这个变化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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